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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海的蓝色海滩

时不我追 时不我待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出生于浙江宁波,高小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在上海求读,大学毕业分配在上海四平中学教学,1974年调到黑龙江八五四农场中学,1978年调到黑龙江农垦师范学校,2000年退休回到上海。退休后,被中学、中专聘任教师多年。后被聘社区老年大学电脑专职教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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徒步斜穿上海  

2015-05-09 17:43:50|  分类: 往事悠悠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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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 1958年夏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与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合并,成为上海师范学院,就是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 1958年高考的时候,我是在上海第一师范学院,即现在的上海大学延长路校区参加考试的。从四平路的家到试场,我是走着来回的。因为来回的公共汽车总共要贰角钱,许多考生和我一样也是这样走着去考试的。

         后来我录取在上海师范学院,到漕河泾的桂林路100号学院的东部报到,因为带了行李,是乘坐了几条线路的公交车。花三个来小时才到学校的,中间还走了一段路。

         上大学以后,因为当时学校供应伙食,饭菜都比家里好,而且来回坐车既花钱又花时间,所以星期天我一般不回家。平均一个月回家一次。寒暑假除了过春节,也差不多都在学校过。

        1960年初,母亲因为肺结核和并发症进邮电医院住院。不久父亲也因为劳累过度旧病复发,也住进邮电医院。这时候,我家里还有两个妹妹,一个刚刚上学,一个还没有上学,而我的弟弟在外地读书,家里无人照顾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也没有时间去寻找在上海的亲戚帮忙;那时候没有电话,写信也说不明白,我只好自己担当了。

        要照顾两个妹妹,又不想耽误学业,我就开始了“走读”。我跟同寝室的同学打招呼,晚上不上自习课也不在宿舍住,要回家。第二天我会赶回来上课。

        我当时已经是中文系学生会的生活干事,年级的生活委员,伙房的沈荣根班长和胖师傅都对我很熟悉。所以一到下午四点多,我就到伙房,请求让我提前打饭。我三下五除二吃完饭就直接走出校门,直奔四平路邮电新村。

        我习惯走路了。在前一年还参加过马拉松跑。现在我没有钱,但我可以走走跑跑早一点到家。

        那时候的路没有现在那么宽,也没有现在那么平坦。漕宝路还是一条砂石路,有时候小小沙子会落进鞋子里去,我只好停下来倒沙子。

        我现在发现,从上海师范大学到四平路邮电新村,正好是从上海市区的西南到上海市区的东北,斜穿上海市区。倘若从空中直线飞行,就有14公里多;而走路需要绕道,最少有18公里多,还有21公里多的。但我 当年是在三到三个半小时内走到家的,到家的时间一般在七点半左右。在路上,我会经过一些菜场,我就进去迅速买一些简单的菜。

        我到家以后,先是做饭,再是烧菜,这样妹妹就可以在八点左右吃到晚饭。然后我把饭放到保温的草窝内,让她们明天中午吃。我烧好开水,第二天她们就可以用开水泡饭。接着我看看她们有没有需要换洗的衣服,如有我就马上洗掉。我的两个妹妹都是很听话,很懂事的,大妹妹上学回来就会做一些家务,有时候还会自己去买菜,加上邻居经常关照,所以,照顾她们也很省心。

        早晨,我起得很早。四点多,我就会从家里出发。这时候,路上车少人少,跑起来痛快,我就跑跑走走。这样我就能够在七点半前赶到学校吃早饭。

         斜穿上海会经过闹市区,这里车多人多,尤其是我下午回家,处在“高峰”,走不快。我每天都改变路线。后来发现从漕溪路转入中山西路到中山北路,再到虹口公园的路线虽然比较远,但车辆和行人少,可以快速穿行。于是有几次下午就从这条路线走,而早晨就直接穿市中心走。这样算下来,我当时一天来回大约在38—40公里之间。

         因为连续几天这样穿行,经常改变路线,我对这个方向的路就非常熟悉。那时候,公共厕所少,为了解决路途中的小便问题,我在穿行中记住了哪个弄堂口有露天的男用小便池,哪个弄堂可以通到后一条马路,后来星期六走回家也更快了。

        我这样走了一个星期。这样每天走回家的情况,被党小组长老汤(王友文)、团支部书记陈幽兰向年级主任胡康泽老师汇报了。胡康泽老师再与系办公室联系,决定给假半个月,并发给我半个月伙食补助(六块钱),让我回家安排好妹妹的生活,然后安心回来上课。

        请假以后,我知道我的几位亲戚地方小,没有可以供两个妹妹睡觉的地方,也不可能到我家来照顾妹妹。后来找到一位远房亲戚,让我把妹妹送到她家,我就把六元钱的生活费给了她,这样我就回到学校继续上课,学校也没有追回我的伙食补助。

        后来我的同学都知道我的“脚劲”好。其实我的脚劲是小时候“练”的。一是,小时候跟祖母到宁波乡下的姑妈家,去西郊要走十多里路;去南乡要乘航船,但从家里到航船码头一段路也很长。祖母是小脚,我就当了她的拐棍,从六七岁开始跟,一直跟到九岁。二是,宁波解放初,国民党的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宁波市区。飞机往往是在中午或傍晚来袭。警报一响,我就朝西郊姑妈家拔腿就跑,第二天就跑回来。就在八九岁的时候,我一个人就走六十里路到南乡的姑妈家。后来在1967年我还凭着17年前的记忆,重新走了60里路来到姑妈家,突然出现在姑妈面前,使他们十分惊愕。

         现在我依然能够一口气走十多公里路。这都是小时候吃苦打下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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