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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海的蓝色海滩

时不我追 时不我待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出生于浙江宁波,高小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在上海求读,大学毕业分配在上海四平中学教学,1974年调到黑龙江八五四农场中学,1978年调到黑龙江农垦师范学校,2000年退休回到上海。退休后,被中学、中专聘任教师多年。后被聘社区老年大学电脑专职教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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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荒寻梦  

2015-09-04 13:03:15|  分类: 我和八五四农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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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李昌海按:本文来自黑龙江省855农场。原作者是任刚。文中的主人公牟德昌是我在北大荒工作时候的直接领导。从1974年6月1日起,直到1978年8月30日,他一直是我的领导。他是学校的教导员,党支部书记,是一位很负责的政工干部,善于做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工作。要求党员带头的事情,他一定自己先带头。他关心干部和群众。1977年夏,我的父亲去黑龙江虎林探望我,后来因病死在农场,他亲自为我联系去县城火化场的汽车,亲自陪我把父亲送到火化场。

大荒寻梦 - 李昌海 - 昌海的蓝色海滩

     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00年夏天。那时,我即将退休回上海,利用暑假,专程去八五四农场和牡丹江农垦局的部分农场和老同事、老学生告别。我去八五五农场,晚上找到牟德昌的家。那时候,我已经22年没有见过面了。我调到黑龙江农垦师范学校之后不久,他也调到八五五农场去当工会主席了。这次我去看望他,一踏进他家的门,他的夫人马上就认出我来,叫出我的名字,告诉他我来了。但任凭他夫人怎么说,告诉他我的妻子是小学的指导员,他也想不起来。我提起几件事情,他的夫人不是学校工作人员,尚且记得,他也记不得了。无奈我和他夫人谈了一会儿,只好告别。去年,听在八五五农场的学生说,他已经去世。今天,偶尔发现这篇文章,写他的事迹,我就转载了,以表达我对他的怀念。 

 

1958年4月15日,牟德昌(2014年2月26日去世,终年91岁)所在的长春第二航校30多人由航校主任(少校)带队,坐火车来到了密山火车站。他们几位军官都带着家属,牟德昌的妻子李英智怀抱着两岁的女儿小萍与70岁的老母亲一起,也随部队来了。同车还有福建前线的炮三师的官兵,带队的是一名大尉。一下火车,所有人就背上行李,向东方茫茫的雪原进发。四月中旬了,还下着大雪。那些南国福建的官兵,恐怕对这北大荒的寒冷、荒凉感触更深吧。

他们拄着棍子在雪原上前进,一辆汽车跟随队伍拉病号,家属随后坐车赶上。中午,他们走到裴德老医院。吃了午饭,接着行进,晚上走到了8511农场(兴凯)。牟德昌是空军支部中负责行军的(在部队是上尉)。他把负责拉病号的司机叫过来,给了他一些馒头(当时吃粮很紧张),和他商量:“这样走下去,到虎林,再到854目的地,时间太长,能不能用汽车把大伙直接送到?”司机考虑了一会儿说:“那么这样:晚上我不休息了,把你们送到虎林县的西岗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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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李昌海注:这张照片的背景是“老场部”,后来隔成了家属房,我刚到北大荒的时候,就住在“会场”的左面一间)

晚上,经过三个多小时,汽车将他们送到了位于虎林西岗的850农场场部。(李昌海注:1978年8月30日到1994年10月我就在这里的黑龙江农垦师范学校工作)这里位于虎林西郊,有日本人侵华时的老房子,850最早的场部就设在这里,后来场部迁到王震试验场也叫红星农场中心城,就是现在的850农场场部所在地。

4月18日,从虎林又走了一天,他们终于来到了迎春。接着又马不停蹄的奔向“八千米”(日本鬼子开拓团起的名字,因为离迎春八千米)。晚上,在荒山坡上建起的场部才有几处灯火,再向里走,四处黑黢黢的,既无车响,也无人声,只有冬季大森林里无边的沉寂。

队伍在山林中的一片空地停下来,这里崇山峻岭,山高林密,周围是原始森林。雪地里,有几座由安徽公安局迁来的劳改犯们临时给搭建起来的马架子,外形象看瓜的窝棚,两边是门,中间大空筒。里边地上铺着榛柴棵子,上面再铺上草袋子就是床。随后而来的家属们都住在这里边。晚间棚子里边零下30多度。现在的人一天也忍受不了,但那时老人、孩子也跟着挺了过来。

来到八千米的转业官兵共147名,牟德昌任指导员。他和连长、司务长等五六家带着家属。他们脚下的这片荒原被命名为854农场三分场二队,边上辽阔的大草甸子,计划开成水稻田。建水稻队是他们的目标,修水库、开荒、伐木、建房是他们的主要任务。

开春了,天不停地下雨。雨水将棚子外边挖坑埋设的锅灶灌满了水,锅都漂了起来。为修水库,农场从内蒙调来了100多匹部队骑兵淘汰下来的军马。由于刚建队粮食紧缺,人吃大馇子,没有饲料喂马,马匹只能光吃草,有时一天死好几匹。死马肉吃不过来,就埋在住地不远。一到晚上,死马招来成群的野狼,整晚围着草棚嚎叫。没有枪,小伙子们就拿着火把,敲着脸盆、水桶出去撵。狼群逃跑了,可过不一会儿又回来了。有时,大伙一晚上出去撵好几回。

住在原始森林里不仅狼多、蛇多,一到刮大烟泡,野鸡有时一群上百只,顶风起飞时有的被刮落下来,大风天它们往往把头藏在雪壳里不动,人拿根棒子,走过去一棒子就可以打死它。夏天住地边上的山野菜有的是,秋天在树林里遇到一棵倒树上长的椴蘑,一个人都拿不回来。

大伙喝着山沟里的泉水,吃着野菜、野味,过着山里人的生活,其实按现在人来看,也有浪漫的一面:这里空气新鲜,山花遍地,野鸟成群,景色优美壮丽,但那时的艰苦生活条件,特别是让人筋疲力竭的劳动强度,让人无暇欣赏。春、夏两季,在紧张的开荒生产之余,还要盖房子。官兵们在草甸子边挖个坑,四边围上人,挖泥摔“大酱块儿”。水边蚊子、小咬、瞎虻轮番进攻。特别是阴天,成群的小咬让人睁不开眼。小伙子们用黄泥糊满头和脸,只露出两只眼睛。连长那20来岁刚结婚的小媳妇儿,被蚊子咬得中了毒,眼睛四周全肿了起来,看不见道儿,大伙用手拉着她回家,用凉水冲眼睛消肿。

当时全国都在大跃进,队里白天、晚上修水利,挖排水沟,积肥,割地,人们个个晒得漆黑,手上满是口子,但大伙也不知道累,人人精神上都十分乐观。

1958年的冬天,农垦局承担了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采运优质木材的任务,调八五四农场和八五零、八五一、八五二、八五三等五个农场几千人到东方红“炮手营”伐木。大伙在林区住地窖,睡地铺,吃窝头就咸菜,却干劲十足。许多同志背着领导,夜间偷偷上山借着月光伐木,因为大伙互相竞赛。

伐木中,本来发生倒树被挂住的现象,是不让冒险“摘挂”的,但上过朝鲜战场的副连长郭永志和才20来岁的刘月,不舍得丢弃辛苦伐倒的笔直的大红松,为了“摘挂”,牺牲了年轻的生命。在为期两年的这次采运中,全场共有五名转业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1960年,平时吃的大馇子都供不上了,将麦粒一破两半熬出的粥,食堂只一人给一勺。半年多没有咸盐,豆油每月才半斤,后来连续十四个月没有油,大伙吃的麦粒、野菜都是用清水煮的。那时有的是地,大伙谁也不知道刨点地种点菜吃,人们只是一心为公,一个心眼儿地给公家干活儿。

比起生活上的艰苦,让人更难忘的是文革给这些淳朴善良的人们心灵上、精神上留下的创伤和冲击。

1969年兵团时期,他们被放了出来。1979年落实政策,牟德昌被调到855农场任农场工会主席。

尽管饱尝了几十年从心灵到肉体的苦难经历,然而拓荒创业的十万转业官兵们从未后悔过,重重艰难与险阻,他们都闯了过来。今天农垦的景象,多么令人陶醉和欣慰。牟德昌和老伴常回忆起刚来北大荒时,854总场书记、老红军出身的副师长(大校)罗培兴讲的话:“将来的农场,处处是高楼和水泥大道!”他们那时还说:“梦想,那是北大荒的梦想,那得几百年才能实现啊?”

五十年后,当时的“梦想”,现在,全都实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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